1997年，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，选定镇江、呼和浩特两市开展企业绿色信息公开试点。2005年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》，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程序、指标和技术作了说明。

　　2012年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《绿色信贷指引》，要求“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”。

　　2019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强调“创新事前环节信用监管”“加强事中环节信用监管”“完善事后环节信用监管”。

　　2021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，指出“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，发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引导作用”。

　　这一时期是我国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阶段，初步构建形成以环境信用监管为典型的强制型环境信用制度，以绿色信贷为典型的选择型环境信用制度，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典型的引导型环境信用制度。

　　2022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》，强调“完善生态环保信用制度”。从环境信用评价到生态环保信用制度，不同表述反映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，体现了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跃升。

　　2023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，提出“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”。2024年，《决定》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和环境信用监管体系建设。

　　《中共中央 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》明确指出“支持绿色信贷发展。”这一阶段是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环境信用制度渐趋完善，信用助推生态环境治理的优势日益彰显。

　　（一）进一步完善环境信用制度。加强环境数据采集、审查、清洗和核实，强化跨地有效治理与合作共治。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，开展环境严重失信名单认定、记录、归集、公开、惩戒和修复制度的“废改立释”，及时开展环境信用监管成效评估和“回头看”。对标国际先进做法，健全系统完备的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，对制度实施前、实施中和实施后跟踪绩效评价，对不良制度及时“纠偏”。在制度构建层次、政策制定层次和政策执行层次，既要分系统推进，又要多系统协同。

　　（二）进一步健全环境信用约束与激励机制。权衡环境信用应用边界，对于绿色金融、环保投资等私人属性环境信用，运用经济手段决定交易。对于污染自行监测、行业自律等准公共属性环境信用，视情况采用经济手段、信用手段或两者相结合方式。对于事前审批、事中事后监管等公共属性环境信用，应用管制手段、信用手段或两者相结合方式，强化环境信用政策的合法性审查，清单化规范环境失信约束措施，推进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行政合规建议书和环境信用修复告知书“三书同达”。针对污染源、工程建设、中介机构、碳市场等特征，构建不同维度的环境信用评估和全流程动态监管体系，推广绿色信贷“整园授信”。

　　（三）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。既注重发挥生态环境部门积极性、创造性，又强调跨部门协作联动，强化政府、企业、公众、非营利性组织等主体互动，深化数据融合贯通和政策集成联动。强化地方各级议事协调机制作用，解决环境信用政策供给、平台建设、部门协调等方面难题，各类环境信用制度均需在试点基础上予以法律化。善用科学技术，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加大政策、管理创新力度。加强环境信用体系的前沿理论研究，及时总结、提炼和推广基层环境信用建设的实践经验，壮大环境志愿服务力量，增强社会环境意识、生态意识和诚信意识，构建形成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企业履责、社会参与、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。